比如，标准执行情况属于二级指标，在该二级指标下面，又分为2个三级指标，即企业标准备案与收录执行最新标准，并对这2个三级指标赋值，分别是1分和3分，即如果该企业执行了这2个三级指标，可以获得4分。

然而，如果没有可操作的技术方案来将这些原则具体化，依然会留给实施行政调查的行政机关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当然，如果需要提供的信息依法涉及到该企业的商业秘密，则将受到法律保护。

就同一类型的风险食品而言，对于生产技术条件好的企业，则能够生产出对人体不会产生危害的食品，对于行政机关和社会公众而言，此类食品就属于低风险食品，无须作严格检查。的确，如果行政机关已经依法科学地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建构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能力的指标体系，那么对本辖区内企业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能力予以分级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由于对企业的分级直接涉及到后续的调查频次，因而立法者需要特别强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企业，它需要履行说明理由的义务。比如，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将食品安全风险危害程度作进一步分类，而《食品安全法》第99条第2款所规定的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就是一种典型的分类。他们不会无限制地展开食品安全风险信息搜寻，而是在对信息投资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预期边际成本这一点停下来。

那么这一有效率的点在何处？经济学为此提供了答案。可见，不论从规范性角度，还是从描述性角度为行政机关实施食品安全风险调查活动同样提供一种合法性理解框架，自然就是行政法内在使命。④宪法学术与政治权力的角逐。

[40]（英）杰弗里·马歇尔：《宪法理论》，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11。[34]Günter Dürig，Der Grundrechtssatz von der Menschenwürde, A?R1956, S.118f. [35]Gustav Radbruch,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SJZ 1946,105（107）. [36]Larenz, a.a.O，S.196. [37]Thomas Opperman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die Staatsrechtslehre, FS.50J. BverfG, B I S.460. [38]（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27。戴雪指出，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主要关注宪法发展的历程或者政治共识，而并不直接关注当前的宪法规则，这种研究方法之下的宪法仅仅是一个历史与习惯之间的交叉路口，而完全不配被称为法律。宪法作为框架秩序而保留政治形成自由的思路，经常表现为宪法法院这样的裁判方式：一方面认定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违宪，但又指出，针对该领域应该做出怎样的新的规制，仍然由立法机关来裁量。

这同时还使法官的恣意得到控制，因为论证上的负担会促使法官尽可能地从既有体系出发去解决问题，而非寻求新方案，这能保证法秩序不会受到经常的激烈的冲击。[42] 通过以上的简单概述，我们可以看出，宪法学之所以独立而成为一个学科，其基本的思路就是将宪法真正当作法律，将实定宪法作为研究的对象并与价值的、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进行切割，主要运用规范解释的、概念的、逻辑的和体系化的思维去建构实施宪法的规则体系。

拉班德在建构德国国法学中毕生的努力目标就是把那些反复无常的政治偏见、缺乏专业性的业余研究、新闻评论式的通俗话语从法律科学中排除出去。[22]李忠夏：宪法学的教义化——德国国家法学方法论的发展，《法学家》2009年第5期，页35。[71]这意味着，对于宪法自身，宪法法院不能够积极地给出具体化方案，而是要让政治机关享有其形成自由。这种体系化的教义学训练一方面使得法律人在面对宪法实施中的争议时，不至于手足无措，而是有分析和讨论的出发点与思考方向，不必在每个问题上都重新回到抽象的价值起点和纯粹生活事实去思考，而是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体系，在以往的法律人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进行推演。

无人否认，宪法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诚如德国学者博肯福德所言，宪法是具有特殊的政治关联性的法，宪法规定国家政治性决定的路径，规定政治权力的运作程序与边界，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起着建构性和秩序性的作用。实际上，在英美法系，虽然并不常使用法教义学的术语，但其基本的工作方向与德国的宪法学却有相通之处。基本法只是被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宪法，在德国统一后就会制定新的宪法。[94]转引自沈尹默：《书法论》，徐建融导读，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页2、导言。

并且，宪法学的教义化并不会取消政治，而是会为政治系统保留功能空间，宪法学术也可借此避免沦为政治的工具。而法律的实效（Wirksamkeit），也就是法律是否真正得到了贯彻，以及法律的贯彻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法律在事实上怎样影响着社会生活，则是法社会学所主要关心的问题。

[16] 教义学方法是法学区分于其他以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重要方面。在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和具体的案件之间，还需要进一步的裁判规则。

，a.a.O，309. Larenz, a.a.O，S.195. [11]Cremer，a. a. O. S.18 [12]卜元石：法教义学：建立司法、学术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的途径，载田士永、王洪亮、张双根主编：《中德私法研究》总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8。[44]关于德国基本权利的教义学框架，参见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法学家》2011年第2期。从现实情况看，德国也正是通过完善发达的宪法教义学，得以应对诸如联邦架构、政党违宪、堕胎、国家统一、反恐与人权、欧盟一体化等充满价值和政治争议性并且极易引发社会纷争的宪法问题，为德国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92]讲求自由的学术居然尚有纪律？这种纪律其实无关乎学术自由，也无关乎学者的个人志业，而是与学科的任务关联。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德国战后自然法的复兴。

按照拉德布鲁赫的观点，即使成文法存在缺陷和争议，也应该被适用下去，那种站在极高的道德立场对存在不正确内容的法做根本性否定的主张，是缺乏合理性的。但这一转变很快就被重新纳入到传统的法教义学方法之下。

[76]Ernst — Wolf gang B?cken f?rde, Grundrechtstheorie und Grundrechtsinterpratation, NJW35，1529B（1529）. [77]Klaus Stern，Idee und Elemente eines Systems der Grundrechte, HStR, Bd. V，Rn.16。然而这种担心却是不必要的，因为宪法的司法化和宪法学的教义化并不会取消政治的功能空间。

Alexy，a.a.O, S.326ff. [16]Claus—Wilhelm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2. Aufl.，1983，S.13.关于宪法教义学中的法律解释方法以及体系化思维，可参见本人的两篇论文：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德国艾尔弗斯案为例，《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可以说，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宪政的典范国家，其宪法最初也是饱受批评的。

[15]因此，以法治为目标的法学，就必然是教义性的。[90]何以如此？在笔者看来，违宪审查（宪法解释）和依据宪法文本进行的法学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86]洛克林，见前注〔67〕，页243。它的知识在政治上冷淡这一意义上的纯洁性，就是它的突出的目的。

[48]而鲁曼也认为，不能试图去建构唯一的教义学公式，而是要对宪法作政治社会学的研究。  【摘要】法学的核心工作是为法律人解释法律和处理案件提供规则指引的法教义学。

法理学层面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武秀英、焦宝乾：法教义学基本问题初探，《河北法学》2006年第10期。第二步所要审查的是，公权力行为是否确实限制了该项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即使对政治问题作出法律判断，也只能以法律系统所能容纳的路径进行。对于此解释方法上的争议，此处无法充分展开。

如果通过了审查，则公权力会被认定合宪，如果未能通过审查，则会被认定违宪。然而，这种主张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由于实证法本身不断被质疑，从而基于实证法的稳定秩序难以形成，最终也损害了正义的实现。而如果厘清的是宪法法律的内容，那么所行使的就是制宪者的权力。[9]法学是一门指向争议解决的实践学科，因此，为法律人解释法律和处理案件提供框架性规则指引的法教义学就是法学的核心工作。

[49]对于奠定宪法教义学基础的拉班德，斯门德毫不客气地批判他对德意志民族宪法政治的良知问题和生活问题缺乏严肃态度，甚至直指拉班德的犹太人身份而斥责其宪法学是无根基的、空洞的形式主义、机械的甚至变态的。[19]因为要评价法的正当性，所以法哲学经常要超越现有法秩序。

[82]分别参见张翔：社会主义帝国党违宪案，载张翔主编，见前注〔72〕。[75]张嘉尹：法的社会学观察：《社会中的法》导论，见前注〔13〕，页16。

[87]马歇尔，见前注〔40〕，页15。[74]换言之，法律系统所处理的只是适宜由其处理的事务，而应该由政治决定的领域依然留给政治。